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主办,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承办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三十年学术研讨会” ,于2012年10月14—17日在贵阳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贵州省副省长蒙启良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何耀华作了《有中国特色民族学的西南学派——庆祝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建会30周年》的总结报告。来自京、川、滇、渝、桂、藏、鄂、湘、粤、闽、青和黔等12省、市、自治区从事民族研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聚集贵阳,一是认真总结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30年来学会工作的经验和学术研究的成果,以及今后的发展。二是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讨。
何耀华会长在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30年的工作总结中指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由成立之初的“五省六方”发展到11个省市自治区的规模,对境内36个民族进行研究,推动了“西南区域化”发展。1983年和1993年,学会先后两次举行“藏族学术讨论会”,首倡建立藏学研究机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藏学,以1985年国家建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标志而取得了预期的结果。1985年和1995年,学会先后两次举行“彝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对彝族与彝族地区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1987年和1989年,学会又分别在贵阳和南宁举行了首届“中国苗族瑶族学术讨论会” 和首届“壮侗语诸民族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苗族、瑶族和壮侗语诸民族的学术研究。2007年起,学会对创建有中国特色民族学西南学派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多次、广泛的探讨,认为“创建当代中国民族学西南学派,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的需要,是推进学会工作的新思维、新视角、新举措。” “建西南学派是历史的必然,学派理论是在建学派的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希望对学会30年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认真总结,勾画出‘西南学派’的理论特点。”它在学派理论上注重民族发展的地缘动因,以河流、走廊、中小地域和整个大西南地区多民族现代化发展,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所以,我们把“西南学派”的民族学观称为“区域民族学观”或“地缘民族学观”,把“西南学派”称为“区域民族学派”或“地缘民族学派”。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进社会转型,特别是经济的长足发展,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成就辉煌。目前正在努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中,却显示出“双刃剑”的效果,既带来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同时又对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大量消解、思想道德的明显滑坡等新情况、新问题则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解决。
有学者认为:对于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不能停留在某个局限甚至固定的空间和视野里,“固守某个民族的文化,已经不可能,文化能不能保护、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这个文化本身有没有竟争能力。”我们必须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传承、保护、弘扬、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实现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处于决策层领导的文化自觉是关键。”
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对城市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缺乏一种正确的理念。一是认为传统文化会阻碍城市化,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就必须摧毁“旧的文化”。二是认为城市化造成民族传统文化的衰退和消失,简单地将城市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等等。”
对于民族村寨的开发,有学者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实质是文化开发,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弊并存,但利大于弊。研究者进而提出,实现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良性互动的对策为:构建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从文化产品与文化空间两方面把握好文化开发的“度”,因地制宜的选择实地民族文化村模式或异地民族文化村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有学者提出以“重构民族主体精神”为主线,经过田野调查和研究,凝练出了“五化”的保护模式:即“认同主体化、眼光世界化,保护生态化、开发品牌化、受益群众化”。这个模式对于克服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文化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仅是得到苗族同胞的高度赞誉、而且得到政府以及民族文化保护研究者的好评。
有学者提出“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以文化事实体系为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要素。认为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道路,不必追随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模式与道路,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在其特定的历史过程-生态环境-族群关系的框架下,走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的道路。
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学者指出:当代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三:收藏、研究、教育,就其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而论,收藏与研究最为直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博物馆中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日益凸显了出来。当前需要改进思路和举措,一是加强行业博物馆和鼓励民办博物馆建设,使我国博物馆总量有进一步增长;二是根据文物藏品资源统一规划全国博物馆建设,用以指导各地博物馆的布局和发展;三是赋予具备专业条件的博物馆以考古发掘资质,改变考古与博物馆分离的弊端。
有学者提出:“工业化发展与民族民间工艺技术的传承和产品的开发,是相得益彰,可以相互推动,共生发展的。”但必需做到:一要加大对民族民间工艺技术的传承和保护;二要加大对民族民间工艺技术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研发;三要以现有企业为载体,加大扶持力度,建立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民族工艺产业;四要在有条件的民族地方县或中心城镇设立民族工艺产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旅游为一体的民族工业产业园区。
会议承办方还表示,将对专家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形成材料,向上级有关部门呈报,以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参考甚至直接进入决策层面,让理论思考与现实对接。
二Ο一三年五月十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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